伟德体育- 伟德体育官方网站- APP下载建投读书会·东西汇流|王勇:中国流行音乐的起源与海派老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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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间,黎锦晖至少创作了四百余首流行歌曲。除了前文提到的作品外,还包括1934年出版的《黎锦晖先生及黎明晖女士等著作》十集共一百二十一首;1935年为美商胜利唱片公司编写并灌制唱片的数十首歌曲;1936年出版的《明月新歌一二八首》;以及1934年至1936年间,为了维持明月社的日常开销,以他的歌曲打头,后面附上明月社学员的习作出版的歌集,累计二十本,每本包含二十至三十五首歌曲。这些作品中,既有黎锦晖以明月社学员的真实姓名作为笔名发表的作品,也有经他修改的学员习作,因此他本人创作的具体数量已无法准确考证。但无论如何计算,短短十年间能有如此数量的作品问世,在中国作曲家中实属罕见。
黎锦晖的作品开创了中国流行歌曲的一种模式:歌词采用通俗白话或民谣体,略带中国古典韵文的意味;旋律则具有中国民族民间风味,同时配以外国舞曲节奏型(如爵士、探戈等)的乐队伴奏。这种歌曲编作方式,虽然艺术格调未必高雅脱俗,也未采用高深精致的作曲手法,却因其浅显生动的通俗性和中西合璧的新颖民族风味,满足了都市市民阶层的娱乐需求。此外,这种歌曲易于大批量制作和快速更新,能够通过电影、广播、唱片和舞台等多种媒介广泛传播,从而产生巨大影响。
EMI兼并了多家公司,因此在上海开始了多品牌营销策略。原先属于法国百代的商标——一只神气的公鸡(现仍为法国百代电影公司商标)被沿用。王人美、白虹、周璇等一线歌手的唱片基本由这一品牌(Pathe)出品,主打高端市场;中低端市场则以丽歌(Regal)品牌销售,其中不乏新人新作;EMI的主品牌HMV主攻欧美流行音乐;蓓开、高亭主要录制出版戏曲;原属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歌林、和声两个品牌,则开始主攻香港及东南亚市场。
胜利留声机公司(Victor Talking Machine Company)于1927年在日本成立了分公司Nippon Victor,也称Japanese Victor Company,即今天日本JVC公司的前身。随后,日本胜利公司进入上海市场。1929年,RCA(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所属的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与胜利留声机公司合并,次年正式成立上海胜利唱片公司。1932年,公司在平凉路1800号购地建厂,生产胜利唱片,商标为“狗听喇叭”。
1935年,胜利唱片公司邀请黎锦晖灌录四十张流行歌曲唱片,并要求在一个月内完成。为了与百代竞争,胜利公司要求这批唱片必须展现录音及制作实力。其中一部分曲目必须是上海滩已经十分流行的歌曲,例如《桃花江》,指名要周璇与严华演唱,还雇佣了一支英国乐队伴奏。另一部分则完全是新歌,且必须有好听的歌名。为此,黎锦晖先列出了几十个歌名,胜利公司圈定后,他再临时创作。其中有些歌曲甚至是他在去录音棚的路上即兴创作,进棚后继续修改完成的。
自此,音乐与电影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除了黎锦晖和明月社的黎锦光、严工上等人外,黄自、任光、聂耳、贺绿汀、陈歌辛、刘雪庵、冼星海等大批音乐家也纷纷投入电影音乐的创作。例如,《义勇军进行曲》(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歌)、《抗敌歌》(电影《空谷兰》插曲)、《天涯歌女》《四季歌》(电影《马路天使》插曲)、《春天里》(电影《十字街头》插曲)、《黄河之恋》(电影《夜半歌声》插曲)、《大路歌》(电影《大路》主题歌)、《毕业歌》(电影《桃李劫》主题歌)、《香格里拉》(电影《莺飞人间》主题歌)等,都是那个时代的优秀作品。
除了当红歌星驻场演唱外,歌舞厅在常规经营中还需要雇佣爵士乐队为交际舞会伴奏。因此大批外籍乐师应聘来到上海,其中以菲律宾人居多,技术水平也较高。丽都的唐乔司乐队、仙乐斯的洛平乐队、米高美的康脱莱拉斯乐队等,在当时都极富盛名。同时,由华人自组的爵士乐队也在飞速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有杰美·金乐队、黄飞然乐队和凯旋乐队。后来,根据中国客人的需求,许多中小型舞厅兴起了用广东音乐伴舞的潮流。《步步高》《王昭君》等粤乐进入舞厅。而《何日君再来》《玫瑰玫瑰我爱你》《月圆花好》《采槟榔》等广为传唱的中国流行歌曲,也逐渐成为最常见的伴舞音乐。歌舞厅的演奏和翻唱,使得许多名曲流传得更加深远。
上海老歌的创作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兴盛于三四十年代。这一时期,历史的中心课题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上海老歌总体上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都市市民的生活意识与审美趣味,表达了他们的思想、心理、感情、愿望和幻想,其中数量最多的是以迎合市民阶层审美心理为宗旨的通俗爱情生活歌曲。从历史背景来看,这些歌曲在当时确实起到了一些消极作用。因此,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对上海老歌的论述多偏重于政治性批判。这不仅造成了人们对黎锦晖等作曲家人格的误解和鄙夷,也压抑了不同意见的争论。